哲学话语的诊断治疗

张学广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被看作终结哲学的哲学家，并显示某种前后继承关系。将他们加以比较有几十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但近些年已明显加强。维特根斯坦后期通过斯拉法(P.Sraffa)接受马克思的影响，这一事实说明将他们加以比较有合理依据。然而三个原因导致学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不够重视：第一，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前科学或科学主义倾向，使许多维特根斯坦学者保持谨慎甚或敌意；第二，那些采纳维特根斯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受的影响不是来自对维特根斯坦的肯定，而是对他的批判(尤其来自E.盖尔纳的批判①)；第三，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具有“非政治性”甚至政治上保守的观点，阻碍了热衷于社会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兴趣。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努力消除这些问题，并透过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表层差异而看到其中某些重要方面的深层趋同。相信这种努力对深入研究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会彼此助益。鉴于篇幅，本文限于马克思前期文本中和维特根斯坦后期文本中相关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内容上聚焦哲学观这一宏观层面。  

一 哲学话语的性质

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是西方哲学自我更新的重要环节，诊断哲学话语是他完成这一更新的基本路径。维特根斯坦则全面转向哲学话语的解剖，力图消解整个传统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从而把西方哲学的自我更新提到新的高度。  

虽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已开始对德国哲学的清算，但《神圣家族》才是马克思进行哲学话语诊断的真正起点，他(和恩格斯)正是据此一层层剥开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思辨唯心主义。这些人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③，竭力将群众语言改造为“高深莫测的词句”④，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即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⑤。这些人之所以不能形成完整的思想，是因为他们尚未形成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⑥这种语言的拙劣和思想的歪曲归根结底来自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话语缺陷：“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⑦  

《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哲学话语诊断提到新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话语。费尔巴哈则向前迈进了几步，但“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⑧。在布鲁诺那里，“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实有的只是自我意识这种赤裸裸的抽象词句……实有的只是这些[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一切哲学范畴或名称归结而成的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实体”⑨。在施蒂纳那里，“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哲学史”，而哲学史又被肆意歪曲为“唯一者”神学。⑩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辨哲学话语的分析批判得出如下结论：“对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11)对思辨哲学话语的这一评判得到当代学者H.雷德耐尔(Harry Redner)的高度评价：“马克思是在新的语言概念的基础上对形而上学清楚地加以解构的第一个思想家……在马克思哲学中，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和对新语言概念的制造紧密联接着。被看作形而上学外衣的语言被消解了。马克思开始注意到，形而上学被语言包裹着。”(12)  

马克思将新黑格尔派哲学语言当作形而上学的典型话语加以批判，他因而被当代哲学家认作维特根斯坦的先驱。(13)区别只在于，维特根斯坦比马克思处于反对形而上学更为激烈精到的新时期。科学门类更为独立、科学成果更多产生和科学方法巨大进展一起产生影响，思想家们对于语言和逻辑的敏感远超以前，哲学亦前所未有地关注自身的方法论和话语性质。这是包括维特根斯坦哲学在内的语言分析哲学兴起的科学前提。新的科学和逻辑将形而上学话语推到批判性考察的最前沿，维特根斯坦因而终生以消灭形而上学为己任，认为“全部哲学乃是‘语言批判’”。(14)  

与前期认定日常语言掩盖思想的逻辑形式而产生各种无意义的哲学胡说相反，后期维特根斯坦不再归罪日常语言本身，而是归罪使用日常语言的人。正是使用日常语言的人误解语言的本性，脱离使用语言的生活情景，将语言表达形式的逻辑崇高化，将思想的秩序完美化，将语言符号的概括神圣化。将哲学家们对日常语言的错误使用或使其“空转”看作产生哲学问题的根源，表明维特根斯坦接受了马克思的影响。学者们推断，斯拉法在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中严肃地批判《逻辑哲学论》对人类意向行为的漠视，因为社会关系不同于自然事实，前者包含着复杂的边界不定的行为情景，需要人们依据规范的标准加以理解，这些是自然世界无法提供和确定的。(15)正是斯拉法的这类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促使后期维特根斯坦发生“人类学”转向，将语言在生活形式中的使用设立为评定哲学话语性质的背景。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家们执迷于“准确性的唯一理想”(16)，认为“逻辑是崇高的东西”(17)，发掘语言表达式中“唯一一种充分解析的形式”(18)，沉醉于“对语言、句子、思想的本质的追问”(19)，寻找“一种秩序，世界的先验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超级概念之间的超级秩序”(20)，追求“一定藏在现实里”的“理想”(21)，最终踏入“逻辑的水晶般的纯粹”而难以自拔(22)。哲学家们(包括他自己前期)乐于使用超级词语“世界”、“对象”、“在”、“经验”、“语言”、“思想”、“逻辑”、“真理”、“句子”、“名称”、“我”，被语言的一幅幅图画所囚禁。这些词语原本都是我们生活之流中的普通词语，即便其含义多样、分歧、流动，也并不影响它们的正常使用。哲学家们受到不同图画的诱惑，才将这些词语从实际使用中悬置起来，形成种种哲学问题并被它们囚禁。  

对比发现，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看到哲学话语的高度抽象和纯粹思辨，都将话语批判、语言解构当作自己的哲学入口。区别在于，马克思剥开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语言，而维特根斯坦则剥开任何倾向(也包括马克思哲学)的哲学话语；马克思依据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和现实诉求而看到当时哲学话语的空洞，而维特根斯坦依据更为精细的意义诉求而看到所有哲学话语的玄虚；马克思掀开形而上学的一层语言外衣，而维特根斯坦认定形而上学就是无意义的一堆语言。  

二 哲学的主旨

撇开表层的用语差异，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对哲学话语的批判归根结底是看到哲学话语中理论对实际的背离。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问题因而成为他们哲学的共同主旨。  

理论联系实际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原则，也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科学冲击和现实要求促使马克思剥开以往理论的思辨迷雾，在自己的理论中更好地协调理论和实际。在以往不成熟的理论中，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思辨迷雾尤为典型。“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3)他们不只固守黑格尔哲学，甚至把黑格尔哲学更引向“死胡同”，把一切现实问题抽象为神秘观念、自我意识、唯一者。马克思的任务就是将他们从“种种虚假观念”、“头脑的产物”、“自己的创造物”、“天真的幼稚的空想”、“幻想、观念、教条、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24)，理顺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建立符合实际的哲学话语。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话语相反，新的哲学话语必须立足现实，找到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前提，并据此建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这些前提是“一些只有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25)  

其实，一切真正的哲学都会面临并需要重新解决自己的前提问题。以“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为自己哲学的前提是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基本依据。但是，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道路并非一劳永逸。号称实现“最后的转变”的语言分析哲学当然仍非最后。语言分析哲学的话语体系首先和主要来自逻辑和科学，有量化表征的现代逻辑更清晰地揭示出语言的逻辑关系。弗雷格和罗素的“概念文字”确保推理过程中语言的精确性，“成为哲学家的一种有用工具”(26)；而前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表达之逻辑条件的揭示则实现了“哲学上彻底的最后转变”(27)。新逻辑的意义在于看清一切思想和知识的本质，认识到“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由此“使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28)。其结果是：“一种认识论的研究(在它的背后有一种本体论的研究)是能够通过一种语言的研究来回答的”。(29)理论与实际的契合不再依赖研究理论背后的人的认识能力，而是依赖理论的语言表达形式。符合实际的理论才是思想，而以适当的方法分析语言表达形式就可以发现思想本身。  

维特根斯坦从弗雷格的逻辑思想出发，认为以往的哲学话语没有表达契合真的思想。弗雷格认为，“‘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逻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研究真的规律，并借由对思想及其语言表达形式的分析，去接近真、发现真。(30)维特根斯坦据此将自己哲学的目的和任务规定为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命题(31)，“说明命题的本质”以及“以命题为其图像的一切事实的本质”(32)，以图像论阐明有意义的表达的逻辑条件。但是，纯逻辑理解的真比较狭隘，这正是他后期哲学所要突破的关键。数理逻辑中的“真”概念排除了“实际”概念在社会活动中所涉及的许多关联。人们的社会活动包含意向因素和语境关联，任何两个关系项x和y都难以建立《逻辑哲学论》所要求的固定独立的关系事态Rxy(33)。因而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建立命题(语言)与事实(世界)之间的图像关系。(34)维特根斯坦从逻辑的真到生活的实际的转变中，马克思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通过相同的逻辑结构使语言清楚地再现世界”这一图像论观点，在斯拉法引入的欧洲批判传统尤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角的影响下，认识到“再现”只是语言多种用法中的一种功能，认识到人类的语言使用是语言和行为密切交织的语言游戏，它们深深地镶嵌在人类的生活形式中。(35)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日常语言被误用的根源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把多种多样的语言工具以及对语言工具的多种多样的用法，把语词和句子的多种多样的种类”变成单一的“语言结构”(36)，因而造成语言(思想)和世界的错位甚至悬空，导致语言放假、脱离地基、在光滑的冰面滑行。《哲学研究》分析了奥古斯丁、弗雷格、罗素、拉姆塞、前期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对语言的一系列误用。他们往往用片面单一的语言用法代替复杂多样的语言用法，用神秘化的崇高逻辑代替粗糙现实的语言，造成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割裂。我们制定规则，规则却羁绊了我们；我们发展逻辑，逻辑却把我们悬在空中；我们使用抽象概括的语词，语词却囚禁了我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确定了自己的哲学任务：“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37)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指出，“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38)，而他的任务是“揭示出这样那样的十足的胡说，揭示我们的理解撞上了语言的界限撞出的肿块”(39)，“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出路”(40)。他们共同认为，以往的哲学被形而上学语言所包裹，必须进行哲学语言的解放，哲学必须成为真正的思想，思想必须是对世界的真正揭示，语言必须真正用来表达思想，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必须是真切的知识。这是很高的知识论目标，也是古今哲人们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主旨。  

三 消解哲学问题的路径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虽然哲学主旨相近，都力图拉近思想和世界的关系，但消解既有哲学问题的路径却差别较大。马克思的路径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来建立科学的哲学，并用哲学直接改变现实。维特根斯坦的路径则只是批判传统哲学，试图不再建立任何哲学理论。  

“黑格尔哲学把一切变为思想、圣物、幽灵、精神、精灵、怪影”(41)，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总根源。后者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更虚幻的想象世界甚至神秘化的宗教领域，不仅不改进贫乏的德国现实，而且为这样的现实辩护，使萎靡不振的德国人更加沉溺于幻想。他们认为，“我、一个现实的人，必须改变的不是现实(要改变现实，我只有和其他人合作才做得到)，而是在我自身中改变自身”(42)。这种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是理论走向实际的思想路障，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溯自黑格尔哲学，为新哲学的建立而进行全面扫清，然后用真正的理论取而代之。“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43)马克思(和恩格斯)跳出哲学的圈子，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的活动出发，建立自己真正批判的世界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4)  

与马克思积极拯救哲学和建构新理论相比，维特根斯坦要相对消极。第一，尽管他也从清除形而上学语言出发扫除哲学路障，但并不认为被形而上学语言包裹着的哲学还可予以解放和拯救，因为在他看来，哲学问题不是假的、错的、虚幻的，而是根本无意义的。第二，尽管维特根斯坦也认为语言应接近实际，思想应契合世界，但他并不认同马克思在哲学中追求科学性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哲学话语的意义在于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它解释现实和改造现实有多少力量，它就有多大意义。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却与此相反，认为要么哲学话语的意义在于澄清科学命题，要么提醒人们不要误解日常语言，但无论如何它不再是科学理论。将哲学与科学清楚地剥离开来，可能是维特根斯坦与马克思的最大区别之一。他前后期哲学一以贯之地认为，“每当别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就给他指出，他没有赋予其命题中的某些指号以任何意谓”(45)，“我们不可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而代之”(46)。因为对世界进行理论解释是科学的任务，哲学所要做的要么是揭开以往胡说，要么是为防止语言误用而汇集提醒物。  

如果哲学可建立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那么它积极作用于实际便顺理成章。马克思正是用一句名言完整概括这一主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7)。他认为，改变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胡说八道”，“只有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48)，而改变产生哲学胡说的整个环境，更需要去武装人民，唤醒民众，将哲学变成一种现实力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的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49)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正是当时在西欧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50)。  

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即便从积极意义去理解，哲学与实际的距离也要比它在马克思那里远很多，哲学的重要性也要比它在马克思那里次要很多。维特根斯坦不承认哲学是(准)科学、(准)理论，因而不认为哲学可以直接用于改变(宏观)现实。在其前期哲学中，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隔着科学(科学命题)；而在其后期哲学中，哲学与现实(生活形式)之间又隔着日常语言(包括科学在内)。哲学对世界发挥作用在马克思那里是直接的，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总是间接的。当然，正如那些力图将哲学与科学融合在一起的哲学家未必能将哲学与科学的界限完全消融一样，那些竭力将哲学与科学分离开来的哲学家也未必能将哲学与科学的界限真正划分清楚。  

与前期力图用新逻辑改造日常语言的做法相反，后期维特根斯坦不打算改造语言本身，“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前所未用的方式把语词用法的规则系统弄得精粹或完善”(51)。因而他消解哲学问题的路径也发生相应变化：第一，发现哲学病有多种不同治疗方法。“并没有单独一种哲学方法，但确有哲学方法，就像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法。”(52)在语言使用的不同节点、不同层面、不同路径中，都可能存在诱惑我们的陷阱、迷局、歧路。但各种不同方法的共同目标都是“回到粗糙地面上来”(53)，“洞察我们语言是怎样工作的”(54)，“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55)，“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56)。第二，不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只去采集提醒物。“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因而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因为它也不能为语言的用法奠定基础。它让一切如其所是。”(57)“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58)“哲学家的工作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采集提醒物”(59)。解释和推论是科学和逻辑的任务，哲学对隐藏起来的秘密不感兴趣(60)，哲学只提醒人们注意最触目、最有力通常却熟视无睹的东西(61)。第三，看到哲学问题的深度，实现语词用法的综观式表现。哲学问题反映“某种深度。它们在深处搅扰我们；它们的根像我们的语言形式本身的根一样，深深扎在我们身上；它们的意义重大，正如我们的语言本身。”(62)我们深陷哲学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63)。通过综观式表现，我们最终达到完全的清晰。“我们所追求的清晰当然是一种完全的清晰。而这只是说：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64)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事业的最终任务是促使哲学问题的完全消失。  

四 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被看作终结哲学的哲学家，一定程度上，马克思是肇始者，维特根斯坦是继承人。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的终结”针对黑格尔哲学，后者完全陷入抽象思辨的自我意识，已经失去与活生生的现实的任何联系，“在哲学上的无思想本来就已经是哲学的终结”。(65)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整个传统哲学都无思想，而且也不可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有思想，“它们是无意义的”(66)和“十足的胡说”(67)，所以必须终结。  

当马克思阐述哲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关系时，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先驱作用一目了然。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68)。而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家们所做的是追问“句子、思想、语言的本质……某种表层下面的东西”，他们不去察看句子怎样起作用，而是被句子和思想的表达形式挡住去路，对表达形式加以纯化和拔高，形成脱离实际使用的超级概念的超级秩序，但“其实，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它们的用处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69)  

但是，哲学真的被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终结了吗？首先，他们都并非无条件地终结哲学。马克思的任务不只终结旧哲学，而且创造新哲学。“哲学理论应专注于现实生活”这一点的确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的原因，但不是哲学本身的终结。回到现实中哲学就会复活，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哲学家“就会从思辨的王国中降临到现实的王国中来”；就会从“人们设想什么”回到“人们实际是什么”，从“他们想像什么”回到“他们怎样行动并在一定条件下必须行动”的问题上来。(70)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中，所终结的也是形而上学式的哲学，而不是哲学本身，因为哲学还要对思想进行“逻辑澄清”，它还是“一种活动”(71)，还要“为自然科学中有争论的领域划出界限”(72)。即便后期维特根斯坦更强烈地想让哲学问题完全消失，给哲学以安宁，但哲学依然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揭示“十足的胡说”和语言撞出的“肿块”；二是为防止哲学问题而采集提醒物，实现语言用法的综观。  

这些新的哲学任务是否可以从速完成而使哲学真正终结？他们都不认为可以一蹴而就。马克思认为形而上学的产生是异化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必须使现实革命化，对现实进行彻底的改造，形而上学才能最终消灭，这一过程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漫长的现实运动。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语言是一定生活形式的产物，只有改变生活形式，让产生哲学问题的生活形式消失，哲学才会真正终结。他们都认识到，理论(语言)与现实(生活)的契合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甚至可能是无止境的改进过程。  

区别在于，马克思主张哲学参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改造产生形而上学的社会现实，而要改变现实，只有与人合作才能做到。(73)毫无疑问，马克思关注的现实主要是物质经济条件、人们生存的环境和制度。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让一切如其所是”(74)，“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75)。与马克思相反，维特根斯坦所关注的现实更多是人的文化生活世界、人们赖以生存的长期积淀的生活形式。看上去，马克思哲学激进而革命，提倡“行动主义”；而维特根斯坦哲学消极和保守，坚守“平静主义”。但是，我们需要透过表层看到，马克思的继承者力图通过革命走向共产主义，完成哲学的使命。后期维特根斯坦反对超级概念，主张哲学细微的、分别的提醒功能，认为一切依赖于生活形式的缓慢改进和个人的逐渐自觉。他强调不只个人而且整个文化的深度治疗，这种治疗不是激进革命性的，却可以达到革命所达不到的深度和积极效果。所以他的哲学并不保守，也非消极无为。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构成终结哲学之路的重要驿站。在他们看来，他们面对的现实被形而上学包裹着、渗透着，制造、充斥和不断重复着不着边际的大概念。使语言具体化、现实化，将语言降至日常生活、降至我们生活和言说的世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的漫长过程。包括维特根斯坦哲学在内的语言哲学在缩短理论和实际间距离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时代进步。马克思哲学要能适应19世纪后期以来的科学和时代变化，在现时代更好地发挥作用，或许可以通过自觉建立自己的语言哲学，成功地从语言哲学角度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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